元配网华大学人丨张厚安：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

编者按：华大学脉，源远流长。百廿华师，聚集了众多的学术大师、著名学者专家，涌现出大批教育家、理论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等等，他们为学校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做出巨大贡献，是学校的骄傲，后学的榜样。为弘扬教育家精神，展示华师深厚的学术底蕴，传承华师学脉，华大官微特开设“华大学人”专栏，刊发华师学者的学术观点、学术访谈、学术人生等，全面、生动、鲜活地展现华大学脉中具有代表性的学人群像，和读者一起感受他们的学识魅力、人格魅力、精神魅力。

我国农村政治学的开拓者、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先驱学者，原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农村研究院”）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离休教授张厚安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26年1月24日21时在深圳招商力宝太子湾医院去世，享年99岁。今天“华大学人”专栏特刊发学校档案馆对张厚安教授的采访《张厚安：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以表缅怀。

张厚安，男，1928年1月生，湖北汉川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考入中原大学，1951年被选派至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班学习，1953年毕业后返回华师（当时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顾问，湖北省基层政权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湖北省政策研究会顾问。

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政治学、“三农”问题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 “文革”结束后华师政治学科重建的重要学者，也是全国最先致力于政治学重建的少数学者之一。创办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机构，提出了“理论务农”思想，影响深远。主编和撰写政治学著作11部，农村问题方面著作8部，主编 “村治书系”3部，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主持完成了 “六五”“七五”“八五”3个国家规划社科重点项目。因长期专注于 “三农”问题研究，被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厚安：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

采访：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程亚萍

采访时间：2021年4月9日、2024年10月18日

张厚安先生

严肃又活泼的中大生活

程亚萍（以下简称 “程”）：1949年您考入中原大学，您还记得当时的校园环境和教学情况是怎样的吗?

张厚安（以下简称 “张”）：1949年4月，因家乡汉川马口镇战乱不断、土匪横行，我和母亲逃至武汉。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原大学招生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经过考试被录取。

7月中旬报到后，我被编入中原大学三分部46队，队里有100多个学员，多是高中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批干部，中原大学的办学模式实际上就是开办短期干部培训班，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革命道理，改造旧思想，尽快投身到新解放区的滚滚革命洪流中去。

中原大学的学习生活紧张、严肃、活泼，让人感到特别新鲜。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哲学、时事等。方法是老师讲课，学员坐在小板凳上听课并在膝盖上做笔记，课后分组讨论。在老师和辅导员的教导下，很快4个月过去了，我们毕业了。

1950年底，中原大学一分为三，分别为教育学院、财经学院、文艺学院，教育学院院长由王自申担任，我被分到教育学院政治系。教育学院设有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强调系统讲授和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当时的教师有陶军、陈铁、田家农、吴辅生等人，院长王自申还亲自为我们讲社会发展史。这时仍然没有桌椅，还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课。经过8个月的紧张学习，我们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毕业了。

新中国最早的研究生之一

程：1951-1953年，您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能谈谈这段学习经历吗？

张：1951年，组织选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最初，我被分配学 “教育心理学”专业，但由于个人爱好，我和被分配学习马列主义专业的韩之梓同志互换了专业。

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招收培养。当时人民大学从苏联各高等院校聘请了一大批教授和专家、学者，研究生的学习分为4个环节：课堂讲授、自学辅导、课堂讨论、考试。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课程外，哲学、政治经济学作为公共课也是苏联专家讲课，不过是几个专业的研究生合一起在大课堂听课。俄语课则由专家夫人们担任，她们也都有很高的学历，中共党史则是由中国教员讲课。1953年6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

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发展历程

程：20世纪50年代，学校成立了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请您谈谈教研室的情况。

张：1952年，公立华中大学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哲学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室等4个全校公共政治课教研室。从人民大学回来后，我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

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不仅担负着校内很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担负着武汉市许多大专院校政治课教学和社会上马列主义的宣传任务。这个时期，我先后在中南财院、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湖北医学院等单位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

从1953年开始，因为教师少，公共政治课都是几个系同一个年级的学生一起集中在礼堂上大课。我当时担任两个大班的主讲，学生对马列主义课程高度重视，听课认真，课堂讨论发言也积极。

1956年，政治系、历史系从昙华林老校区搬到桂子山校区新建的一号楼，我同时搬进了当时桂子山第一栋教师宿舍 “老36家”，成为桂子山第一批居民。搬到桂子山后，4个政治理论课教研室都合并到政治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改名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同时成立了 “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统一负责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我也回到了政治系，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并兼任教学秘书。

1978年，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又从政治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为学院直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1982年又由 “科社”单学科发展成 “科社”“政治学”双学科，接着政治学研究室又发展为政治学研究室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此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又进一步发展成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国农村研究院（也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后来几经变化又分开成为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1987年在给研究生讲政治学课休息中间一起研讨问题

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程：您是我校重建政治学学科的第一人，请谈谈您是如何开展重建工作的。

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个别院校（如政法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开设了国家与法课程，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在一起了，但是没有把政治学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系统的研究和讲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多年对政治学有所忽视，现在需要补课。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各省市社科院也先后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这时国内有一批高校教师和学者开始为恢复政治学学科进行了努力。我正是这群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员。

1980年年初，我参加了由湖北省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刁田丁教授发起的教材《简明政治学》的编写工作。1982年秋，我邀请了刁田丁和陈嘉陵两位教授（他们都是中原大学的老同志）协助我在华中师院政治系开设政治学课程，这在华师是开创性的，在全国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此后，我正式在政治系本科生和科社所研究生中开设了政治学课程。

接着，我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政治学辞典》的编写工作。1985年春，《辞典》在华中师院定稿。我利用这次全国高校政治学学者云集桂子山的机会，主持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讲习班，有许多高校就是在派人来学习后才正式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此后不久，各高校都纷纷开设了政治学课程，从而把政治学从国家与法的课程中分离了出来。

1984年，由高原、我和胡原主编的《通俗政治学》正式出版。1986年，由我主编、王克安为副主编出版了《政治学》。另外，由刁田丁主编、我和陈嘉陵为副主编，合作编写了《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也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和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我还另外编写了《政治学考试纲要》《政治学论丛》等著作。此外，我与丘晓、张宏生等还共同主编了一套 “政治学丛书”，并参加了《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撰稿工作。

张厚安主编和参编的部分政治学著作

原来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是一个单一学科的研究所。1982年以后在 “所”的下面成立了 “科学社会主义”和 “政治学”两个研究室。政治学研究室由我任主任，最早的成员只有张厚安、孙盛廉、胡原。项继权学成回来后也参加到政治学教师的队伍中来。接着王克安、郑邦兴、徐勇、徐育苗等一批原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教师，也先后转到政治学研究室来。自此我校政治学的教师队伍逐步壮大。

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由张厚安、孙盛廉、胡原3人挂名申报的政治学硕士点获得批准，这也是国内政治学硕士点的第一批。这一年华中师大招收了第一届政治学研究生。到1999年华中师大政治学又获得博士点，并进一步发展到13个博士、硕士学位点。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至今已发展成为政治学研究院。

中国农村研究中心创建发展

程：您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该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国内高校唯一的全国性农村问题综合研究机构。请您谈谈该中心建立的过程。

张：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开始专注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被大家称为 “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我先后主持并完成了国家 “六五” “七五” “八五”规划项目，出版了《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图书。其中，《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被评为1996年 “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在此期间我发表的关于农村问题的系列论文也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一等奖。此后，我们进一步专注于村民自治研究，并出版了由我和徐勇主编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村民自治”等系列著作。

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在我的提议下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我任中心主任。随后在 “八五”规划项目实施期间，由于我们扩大了对农村问题研究的范围，于是将研究中心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我任主任，徐勇任常务副主任（这期间我离休）。后来，经教育部评审通过，正式把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后，我担任中心名誉主任（顾问），徐勇任中心主任，项继权任副主任。

在 “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新挂的牌子前，

中心主任张厚安（中）与中心先后的副主任郑邦兴（左）、徐勇（右）合影

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退下来以后，政治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研究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各个方面都大大地加强了，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过去，在我从事政治学学科建设、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时，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当时条件十分艰难，无房子（办公室）、无经费、无编制。只是在我们研究工作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先后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日益壮大起来。今天的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条件与过去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政治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全国也得到长足、快速发展。

“理论务农”的思想理念

程：您提出了 “理论务农”的思想，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请您谈谈 “理论务农”思想的内容以及该如何贯彻执行?

张：在1982年湖北省政治学年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 “理论务农”的口号，接着我写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转换》一文，阐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应该研究当前农村的改革并将研究的成果服务于农村的改革。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我又进一步提出了 “三个面向、三个结合、三个服务”，即 “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与农村的改革实践相结合、与政府的决策相结合、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任务相结合”，“为农村改革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培养合格人才服务”。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直到今天，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仍然坚持着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不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先后研究了乡镇政权建设、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土地承包与流转。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在对所研究问题形成一定的看法、有了一批成果以后，1996年，我们又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 “村治实验”。也就是说在20多年里，我们走了三步。我们把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成果，亲身放到一个村子去实验，再去检验和修正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使之能更好地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

必须强调，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农村问题研究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有政治学学科理论的支撑，而我们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之所以能走在同行前列，凭的也是我们在农村政治研究上所展示出的公认的成绩。从政治学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农村问题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特点和优势（这两方面也是互为因果的）。

1996年研究中心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搞“村治实验”，

张厚安（左一）与村民商讨换选举如何提候选人的问题

“三进红安”的感受与思考

程：为了解中国农村问题，您常常深入农村调查,那么调研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张：1950年我第一次到湖北红安（当时叫黄安县）开展土改工作。1987年，时隔37年后，我又重返红安开展调查。进入县城，昔日破旧衰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路宽了，房屋整齐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是一个崭新的红安。

2007年，我第三次来到了红安这块热土。1950年我们走了三天才到红安，这次坐汽车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改革后的红安面貌又有了新的变化，房子高了，山上有树了，农民也富了。在当地有关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昔日住过的村庄，看望父老乡亲们。一些与我同龄的老农对土改时的情景和土改政策都记忆犹新。回想在半个世纪前，我和他们 “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隔半个世纪后，我的手又和他们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共忆往事，令人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